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

Education Revolution--"教育改革 可能嗎?"--from UDN

I came across this UDN article while cleaning my study. Thanks to the Internet, I found its online version, so I could post it in my blog and throw away the newspaper.

http://paper.udn.com/udnpaper/PIC0004/268234/web/#1L-5245246L

科技部經典譯注講座/教育改革,可能嗎?!

白亦方/聯合報  20141104

《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?》一書主要由三篇演講稿組成……該書發表後,各界評論二極,反對者認為該書充滿煽動的意味,對於教育現況多所批評;贊成者認為柯氏點出了教育的核心……

教師應該謹慎地尋求權力,加以利用



我堅信,教師應該謹慎地尋求權力,然後加以充分利用。一旦他們得以改變學校的課程和傳統做法,就能夠明確、積極地影響下一世代的社會態度、理想及行為。教師在進行這項工作時,不應該透過瞞騙或假裝謙虛。……能夠影響人類事件發展的人,是那些毫不猶豫行使其應有權力的人。他們代表的,並非眼前或任何特殊階級利益,而是人類一致、不變的利益;教師則是在沉重的道德義務之下,去保護、促進那些利益。

以上是1889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一座農場,擔任過高中老師、校長,任教於華盛頓大學、耶魯大學、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,並擔任美國教師聯盟、工黨主席的喬治‧柯奧茲(George S. Counts),在1932年《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?》一書中寫下的一段話。時隔82年,今日的我們可能難以想像:教師/學校應該(或可以)擁有如此捨我其誰的抱負嗎?

柯奧茲幼時曾以狩獵專家、伐木工人為志向。儘管主修教育心理學,卻對教育社會學情有獨鍾,並受到華德(L.F. Ward)、孔德(A. Comte)、杜威(J. Dewey)等人的影響。他在1930年代與克伯屈(W.M. Kilpatrick)、拉格(Harold O. Rugg)等人組織「克伯屈會社」(Kilpatrick Group)探討教育與社會改革的關係,也透過研究生發行的《社會新領域》(Social Frontier)雜誌,追尋以教育重建社會的理想。

發揮教師促進社會改造的功能



《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?》一書主要由三篇演講稿組成。在當時工業化、都市化、科技加速進展的情況下,大量移民人口、勞力分工、貧富不均問題讓社會經濟蕭條困境更加嚴峻。該書發表後,各界評論二極,反對者認為該書充滿煽動的意味,對於教育現況多所批評;贊成者認為柯氏點出了教育的核心,也揭發學校教育與利益團體不足為外人道的一面。書中主要論點包含三項:

第一,重新檢視進步主義的發展。柯氏認為,進步主義的弱點在於反映出一些懷抱解放心態的中上階級家長,對於所有重要問題採取無從得知的態度;他們自傲於擁有開放的心胸,支持以溫和方式進行自由的社會重建計畫;在充滿善意及慈悲情感、對世界和平及四海一家具有莫名渴望之餘,卻缺乏無條件犧牲的信念。因此,學校有必要成為文明的塑造中心,而不止是單純的沉思中心。大家必須共同思考,龐大的國家物質財富嘉惠了誰?目的何在?最真實的民主,應該向製造社會隔閡與階級的所有勢力宣戰,而政府的權力也必須導向人民生活的提升與改善。

第二,重新理解灌輸與強加的意涵。教育界普遍對於灌輸或強加避之唯恐不及,認為會影響兒童民主態度的孕育,嚴重影響教學的成果。柯氏認為,最關鍵的教育問題在於學校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力本質及程度問題,而不是畏懼灌輸或強加。何況,所有的教育都包含大量的強加成分。教育工作者如果閃躲這個問題,就等於是為本身根深柢固的偏見,披上普遍真理的外衣。對於教育領域一些常見的迷思:人生而自由;兒童性善、教育恆久不變、教學必須中立、獨尊大學教授、學校萬能、教育功能在於個體適應社會變遷等,他一一予以駁斥。也因為這樣,這項主張成為柯氏最受非議的地方。他認為,學校不止是提供知識的場所,也應該提供信念,幫助學生塑造社會願景,培養實現願景的勇氣與責任感。所以,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教育過程中應否強加任何事物,而是應該強加「哪一種事物」。

第三,發揮教師促進社會改造的功能。許多人樂觀地認為,教育是治療人們各種苦痛的萬靈丹,這些苦痛包含惡行、犯罪、戰爭、貧窮、戰爭、奢華、不公、詐騙、政治腐敗、種族仇恨、階級衝突等。歷經許多世代的努力,這些苦痛的程度、發生頻率、樣貌與種種遺緒,無論就東、西方國家來看,似乎教育的成效相當有限。柯氏認為,如果眾人能夠充分累積勇氣、智慧與遠見,就可能成為某種規模的社會力量,而這種力量便足以讓社會接受教師的引導。對此任務,教師不僅不應該迴避權力,反而要尋求權力,而後再依照充分、睿智、基於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原則加以運用。此外,教師也必須拋棄奴隸的心態,獨立自主地以理念贏得大眾的支持;他(她)們必須為學校和社會之間的鴻溝搭起橋梁,參與塑造結合學校和社會二者的崇高目的。

吾人並非生而為人或生而自由



該書反覆出現的另一個論點是柯奧茲主張,吾人並非生而為人或生而自由,而是受到文化的薰陶才成而為人。相較於個體發展,柯氏顯然偏向社會文化的型塑功能。誠然,教育無可避免地反映出特定時空中,某群人或文化團體的經驗與情境信念,課程目標同樣也是價值選擇的過程,必須仰賴教育哲學的指引。一味追求可測量、可驗證的學習心理法則,必然有所不足,因此得要補充社會文明及生活的研究。正規教育自形成以來,一直都只是許多社會制度之一,它必須與其他制度彼此搭配,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。教育引導青少年進入特定社會的過程,並非一致相同;灌輸與強加並非僅局限於學校教育的面向,社會文化隱約之中也稱職地扮演了它的角色。

柯奧茲對於教師的寄望與信任,不容懷疑。他認為只有透過精神價值的承繼,兒童才能在世界中找到定位,跳脫目前道德冷漠的困境,並且從物質成就的無知競爭中得到解放,進而挑戰高層次的作為與成就。他呼籲我們別再像總統候選人那樣,設法規避每一個難題而且意圖討好所有人,而應該信賴教師的領導能力,重新發揮學校教育的功能,透過實際的教育改革與政治行動,邁向社會重建之路。今日的教育改革,如果依照柯奧茲的激烈主張,想必荊棘遍地、崎嶇難行。但是如果教師的智慧與勇氣始終沒有增長,教育領導者對於改造社會職責仍然猶豫閃躲,而掌握發聲筒的主流團體其選擇性價值系統未受檢驗,只怕教育改革仍然是空中樓閣,遙不可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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